诗歌网欢迎您!

当前位置:诗歌网 > 诗评家档案 > 霍俊明专栏 > > 正文

“第四代”,你准备好了吗?

来源:诗歌网 时间:2015-01-29 16:06 作者:霍俊明
   关于代际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和真切体验。
   1.
我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本关于“70后”的书《尴尬的一代》。而令我尴尬的是不满和批评的声音恰恰是来自同代人内部。这不只是个中人对代际研究的不满,而且还带有相当的目的性和排他性。甚至我曾经听到过很多诗界同仁对代际研究的种种不满。也是,难道诗歌研究就一直70后、80后、90后、00后的延续下去吗?是不是太没有创见和批评家的良知了呢?
    确实如此。
    如果单纯以代际来研究复杂的中国诗坛确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代际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中外的文学史研究已经用最经典的例子给出了证明。但是,对于有着多年历史的民刊《审视》推出的这次“中国第四代诗歌专号”我一直怀有疑虑。这种疑虑不只是担心诗歌界和文学界对于“第四代”这个代际划分、概念及其划分依据和深层动因的种种猜测甚至非议,而且在于代际研究对于我这样一个深有感触的人来说也在思考其有效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程度。但是当大量的诗人参与到“第四代”专号,并希望走进这道门槛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放弃一些疑虑和担心。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参与,那就意味着这个代际概念有其自然的合理性和一定的认可度。那么,就从“第四代”开始吧!或者说,被认定的“第四代”诗人,你们自己准备好了吗?还有,那些旁观的诗人和读者,你们准备好了吗?  
    关于代际概念和相关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事甚至已经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显豁的诗学话语方式。而关于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我想包括韦勒克、沃伦、埃斯卡皮、刘晓枫、刘再复等人都有非常精彩然而又各执一词的阐释。实际上包括“70后”和“第三代”、“第四代”、“中间代”在内的代际概念都不能不呈现出巨大的悖论和诗歌批评界面对着纷繁的诗歌写作现象和现场的无以置喙之感。我曾经有一篇关于诗歌命名和代际概念的文章《“朦胧诗”之后:错乱的诗歌史命名》。从“朦胧诗”这个意味深长的带有强烈的历史问题的诗学概念起,此后中国诗歌界的批评与命名就陷入到极大的错乱甚至是无力之中。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给1978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命名了不下60个诗歌概念。而今天看来,它们大体都是短视、短命和失效的。而“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新生代、第四代、中生代、“70后”、中间代、新世代、晚生代、“85一代”、“80后”、“90后”甚至“00后”都呈现了一些研究者们投机取巧的平庸和无奈。实际上我在写作《尴尬的一代》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长时期处于困惑之中。该以什么视角和方法来呈现一个代际概念和相应的写作事实?这一直在困扰着我。甚至我们一直都听到有些诗人和批评家对代际研究的不屑一顾。我想更为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代际研究就不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和文学研究价值呢?
    我想人们对“第四代”这本专号也会有诸多争议。因为代际概念强调的是同一性,但是事实上我们无论是面对当年的“第三代”还是今天的“第四代”乃至“70后”和“80后”,他们的个体写作的事实是明显的带有不可辩驳的差异性的。这就会引起人们“证伪”的冲动。既然写作存在差异,那么笼括性的取消差异的代际命名和话语方式很明显带有不攻自破的矛盾性和自我否定性。这种长期以来对代际命名和评论的“证伪”不可否认肯定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却被忽视了。
    我这篇关于“第四代”的文章,能做的并不是大而无当的整体性、归纳性的诗学报告,而更多是对这一代际诗人犹如胎记一样的历史境遇、思想印痕、精神命运、写作面貌的整体性发掘和“发现”。
    尽管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可规约的写作个性和各自不同的写作方向,但是作为一代人,一些共性的“关键词”最终还是会凸显和袒露出来。
    就“第四代”而言,无论是男诗人还是女性诗人,无论是对面城市还是面对城乡接合部和乡村,是面对现实、历史、生存还是知识和经验,都在写作个性之上呈现出了强烈的普遍性特征,比如焦虑、尴尬的两难、漂泊、外省、广场意识,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等都有着一代人的共性。换言之,这一代人在诗歌的语言、结构、技巧和想像力以及先锋的探索性上都是在共有的个体经验、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展开的。正如我们所烂熟于心的那句话——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一样。
    2.
    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诗人和研究者针对“第三代”提出了“第四代诗歌”。只是比较起来,《审视》同仁所提出的新的“第四代”与此前的“第四代”所指并不尽相同。但是,从深层的原因来看,这同样体现了文学史的焦虑。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有前因才有后果。
    有了“第三代”,似乎并必然会出现“第四代”。
    十四年前,“第四代”的一个重要选本是由龚静染、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4代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这一诗选收入的所谓第四代诗人有:伊沙、朱文、巴音博罗、叶舟、西渡、安琪、鲁西西、叶匡政、沈苇、杨键、姜涛、冷霜、胡续冬、徐江、桑克、臧棣、马永波、邱正伦、孙磊、刘洁岷、沉河、余怒等。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第四代”与后来的“第三代后”“新世代”“中间代”等概念存在着某些交叉和重合之处。即“第四代”大体以生于60年代的诗人为主,涉及一部分70后诗人。这些诗人最早的是在80年代登上诗坛,但是却在当年“第三代浪潮”中被集体忽略了。
    这就是诗人的文学史补课和追认罢了。
    《中国第4代诗选》的编选者提出“第四代”的诗歌史命名。“第四代诗歌”的提出尽管没有像“第三代”诗歌那样受到青睐与关注,但是“第四代诗”作为一个新诗史概念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个概念不论是在接受范围的广度和接受程度的深入上都要远远“逊色”于“第三代”,它同样受到了众多的怀疑的目光。也就是说“第四代诗歌”所指为何?“第四代诗人”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它的合理性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被认可因而能够在新诗史上立足?这一命名会不会由于没有足够的诠释基础与学理性而沦为诗坛的又一个多余的噱头或者是又一次的伪命名?它的命名本身是否会是简单的线性批评逻辑制造的又一个陷阱?
    龚静染、聂作平在《中国第4代诗选》的代序中认为“第四代诗”并非是凭空而来。它是客观、真实地对一个诗歌群体的命名。在他们看来,“第四代诗人”是相对于“第三代”诗人之后的一个新生的诗歌群体。这个群体是以生于60年代中后期及少数生于70年代的诗人为主体,而其较有诗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并在可以预设的未来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批诗人。”(龚静染、聂作平:《遮蔽与凸现——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在命名者看来,“第四代诗人”涵盖了在80年代诗潮和运动中相对处于沉默和边缘状态的诗人。虽然他们同“第三代诗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但由于个人或历史的诸多原因,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些诗人的“寂静写作”。
    由此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第四代”并不是在“第三代”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后继者”诗歌群体,而是像这些论者所指出的“第四代”与“第三代”关系存在着平行和重合。这些诗人同样在1980年已经代开始诗歌写作(可能起步略晚一些),但是他们相对“沉默”和“寂静”。这种“沉默”和“寂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首先是指在“第三代”运动中,所谓的“第四代”一定程度上尽管也在进行诗歌写作,但他们更多是充当了一种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如命名者所言,“第三代”诗人是对“朦胧诗”的策反者和暴动者,“第四代”正目睹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诗歌运动。但是,“望着大片的‘诗歌实验田’,‘第四代诗人’仍然一片茫然: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易经八卦翻译、史诗症候群、文化波普、乡村乌托邦和一些庄稼品种”。(龚静染、聂作平:《遮蔽与凸现——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页。)可见,在命名者看来,“第四代”起码在美学趣味上迥异于“第三代”。其次,“第四代”的这种“沉默”的姿态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些诗人与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相比他们是被忽略因而“失声”的群体。也就是说“第四代”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可以肯定地说,‘第四代诗人’的提出同当今诗坛对这一群落的遮蔽有关。这种遮蔽来自于以政治与经济为主体的时代语境,以及‘第三代诗人’在话语方面的优先。而遮蔽的后果是造成了对‘第四代诗人’在阅读和批评上的双重缺失”。(龚静染、聂作平:《遮蔽与凸现——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页。)
    那么这些曾经被忽略诗人的身份焦虑、写作焦虑以及诗歌史的焦虑都使得他们会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和时机下为自己进行正名去“伪”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第四代”的提出也就是迟早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第四代”之后又出现了什么所谓的“第五代”的内在动因。“第四代”的出现以及命名的焦虑,显然是针对着“第三代”。如果说“第三代”对“朦胧诗”是一种PASS的焦虑的话,那么在“第四代”眼里显然是“第三代”的话语权力遮蔽了他们。当年的这些命名者反复强调“第四代”的尴尬地位,他们指责“第三代”诗人在1990年代不仅进行着内部格局的“再分配”而且要独霸1990年代诗歌话语。即,“第四代诗人”差一点被整体取消。但是我想追问的是,既然认为“第四代”主要活动背景和写作实绩是在1990年代,而众所周知有一个“90年代诗歌”的历史概念。那么既然“第四代”不同于“第三代”而且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写作,那么这些命名者有没有认识到所谓的这个意义上的“第四代”与“90年代诗歌”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美学关系?二者是相同的关系还是有着差异?不管怎么说,十多年前“第四代”这个概念有着命名的局限和界定时的模糊性,即更多地强调了与“第三代”的差异而模糊了与1990年代诗歌的整体写作氛围。
    《第四代诗选》所指的第四代诗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开始写作,90或稍后成熟的写作群体。而黑大春主编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臧棣编选的《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以及伊沙、侯马等自命的“85一代”,更有后来的“中间代”等,这些命名都有着重叠的地方,只是命名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各自的强调。
    3.
    2001年,由黄礼孩、安琪编选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推出,从而“中间代”这个代际概念浮出地表。
    而2004年6月,由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厚达2550页的“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出版,多少使沉寂的诗坛产生了不小的波动。认可也好、批评也罢,这个争议颇多的“中间代”已经作为诗歌史现象和一个诗歌史概念进入了文学史,如2005年洪子诚和刘登翰修订本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确实,文学史写作越是接近当下就不能不更多带有文学批评的性质。“中间代”的出现才短短几年时间,它却提早拿到了文学史的入场券,这说明了什么?所以有必要将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新诗史》第十三章“90年代的诗”所涉及到的关于“中间代”的叙述照录如下:
     到了2001年,另一个代际概念“中间代”推出。据策划者的解释,“中间代”指的是介于“第三代”与“70后”之间的诗人。他们出生于60年代,“在80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90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但许多人却被诗界所无视与忽略。这一“群体”,是在已有一批优秀诗人的情况下的“后续整合”。在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中,入选的诗人有80余位,其中有不少曾被列入(自己申明,或批评家的归类)各种“诗群”和“派别”(“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等)之中。这一命名的意义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诗人们之所以焦躁不安,是意识到这个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再那么相信“时间”的公正。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从“历史”中收取的经验是,诗人可能会有许多偏执,但以“公开”面目出现的诗歌史,偏见也不可避免,甚至更多。
    可见,洪子诚先生是以相当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中间代”的,并且对一些充满偏见的诗歌史写作提出了质疑。
    据安琪讲在当初进行命名的时候,曾想到很多概念,起初是使用了“中坚代”这一提法。因为其包含的意指和感情色彩过于强烈,所以最终采用了“中间代”这个代际划分。如果比照“中坚代”和“中间代”这两个概念,后者多少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而更为宽容、中性和富有弹性和想象空间。“中间代”的概念显然同样是一些诗人出于一种身份被忽略的忧虑与不满,即前有“第三代”诗,后有“70后”写作。而中间的这部分早在1980年代开始写作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并在一定范围产生影响的诗人就不能不为自己被新诗史忽略的命运而愤愤不平。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命名的冲动在所难免。
《中间代诗全集》的扉页上列举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进程中的六部重要选本即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影响的忧虑和“经典化”企图。
其列举的6部诗选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朱自清编选)、《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 归来者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谢冕 唐晓渡主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后朦胧诗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万夏、潇潇主编)、《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70后诗集》(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康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编选)。
    如果没有“中间代”的提出,文学史叙述和研究往往都会从“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直接过渡到“70后”诗人。对于“第三代”之后的诗歌现象确实一直缺少一种有效的命名。在“中间代”提出来之前,伊沙1998年在《文友》杂志上做《世纪诗典》栏目时仅仅是出于言说的方便使用了“第三代后”这个说法。后来伊沙可能觉得“第三代后”这个概念同“后朦胧”一样同样别扭而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从台湾借鉴了“新世代”这个概念以指称“第三代”之后的那批诗人。
    叶匡正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史已演变为一部诗歌观念运动史,因为理论家们总是通过诗歌运动来寻找诗歌的“关键词”,“一些具有成长性的诗人因未介入任何‘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要想获得某种话语权力的认可,诗人们不用对社会发言,只需对不同的诗歌圈子与诗歌趣味发言”。显然,“中间代”的阐释者认为“中间代”诗人是诗歌运动之外的沉默和被遗忘的部分。但事实是,“中间代”这个概念的提出、策划以及出版、宣传等也无疑又同样借助了运动的手段。也许中国当代诗歌在一些时候很少能脱离运动这一有中国特色的陷阱循环的命运。中间代这个概念不乏群体性的运动成分。而这种集体的找寻出路的过程和途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出一个重要的诗歌选本。诗人和批评家都已经注意到一个社团和流派在文学史上留名与他们相应的重要诗集或诗选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诗人以及社团、流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诗集、诗选、大系和诗歌年鉴的力量。而中间代的策划者之一的黄礼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黄礼孩在《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中就指出“而今,汉语诗歌的另一个时代——‘中间代’将横空出世,掀起新一轮的诗歌浪潮,重新确立诗歌的价值走向。近几年,诗选集、诗合集等各种诗歌选本深入人心,让一大批实力诗人集体走上汉语诗坛,形成新的文学景观。从191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的《新诗年选》至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诗选集的盛行是一种激情的演奏。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结束了一个个人神话的历史。我们观察判断,群体出发的力量绝对不是个人行为所能替代的”。在当代文艺界,代际划分一直是一种惯用的分类法则和切入角度,但当小说界、电影界、学术界乃至美术界的“新生代”(多为60年代出生,少数出生于70年代)出笼以后很久,早在1980年代登上诗坛并在1990年代有影响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却一直还是处于“无名”身份。他们更多是作为单个诗人被偶尔提及和议论。正是出于这种身份模糊并有着被永远遗忘危险的处境的考虑,也如安琪所言,给这些出生于60年代的诗人进行正名是时候了。安琪首先指出从朦胧诗人强调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到“第三代”诗人旗帜嚣张的揭竿而起,“中间代”诗人显出了一种多元多解的语言态势。他们注重个人主体精神价值的实现,注重不事声张的写作方式。
    这种说法与“第四代”阐释者的说法大体接近,即都认为“第四代”和“中间代”都是不事声张的,是在静默中写作的更尊重个人与主体精神的写作群体等诸如此类。
    “中间代”的提出肯定会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个命名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其实连“中间代”的命名者和阐释者都有着各自的犹豫和怀疑。
    《中间代诗全集》的下卷附录“中间代诗论”收入了26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大都对这一概念表示肯定和支持的同时,怀疑和否定之声也不少见。这些怀疑很大程度上是认识到了收入全集的82位诗人在具体写作方式和和美学趣味上的差异和不能规约的个性特征,而企图对有差异的诗人写作进行强行划一的笼括方法多少有些欠妥。把这样一群持有不同诗学主张,有着思想交锋的诗人集中起来并用“中间代”的名词来概括和诠释,显得十分冒险。马步升也认为试图对一种新诗潮或诗群进行命名,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这种处心积虑的命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对客观对象进行认知时更加清晰确定,但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另有研究者认为没必要对“中间代”这个概念过于认真计较,因为明智的做法是不可太倚重命名。而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更多是一个符号,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和说话的方便。唐欣在《略论中间代及中间代诗人》一文中对中间代的命名表达了自己的疑问,“我更想指出这一命名的潜在危险,即它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根本的一些方面。在诗歌写作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正是诗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挣脱和超越这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代的命名取向,更多的是社会学的而非诗学的,它忽略了这一概念下巨大的分延和差异。”张清华对中间代的质疑可以看做是一个代表。他认为中间代这样一个集合概念,体现的是编者的一个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意识与责任,或者也暗合了一个“未被命名的焦虑”。
    有论者指出类似于大杂烩的经过精心“策划”的“中间代”的命名因缺少诗学本质的含义而显得漏洞百出,毫无意义与价值。而“中间代”的重要阐释者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并没有阐明中间代的文学观点、诗歌主张、美学原则。而“中间代”诗歌如果没有了这些支撑的骨骼,那它又如何去连接“第三代”和“70后”?所以有论者强调在新世纪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警惕那些急功近利的、“人造”文学史、诗歌史的书写与重现,因为它掩盖的恰好就是文学或者诗歌的历史发展、演变的真实内核与本质存在面目。
    4.
    当我们回头重新考察了当年的“第四代诗歌”和“中间代”,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审视》所提出的“第四代”。
较之以往的诸多含混,这次“第四代”的提出从内涵到周延来说比较明确。
正如《审视》强调的:本期专号入选诗人为:出生于1965-1989年之间的诗人。“65后”对应的是政治语境,他们虽然经历文革,但是比第三代诗群的革命、颠覆、反叛等激进主义思想,多了沉稳和理性;“70后”对应的是经济消费语境,他们在1989年以后成人,少了很多历史包袱,展现的是经济压制下的生存困境与深刻洞察;“80后”对应的是新媒体文化语境,网络解放了诗歌生产力。可以说,1965-1989包含了完整的文革和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期的全过程:政治——经济——新媒体,逐渐完成了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换,是为中国第四代诗群的任务。
     这一“第四代”更具融合和开放的视野。当然,这会形成它的优势,也会形成相应的短板。即涵括过宽的话就会导致代际概念的放纵和无适度。这一“第四代”涵盖了1965年出生到1989年出生的三代人。其节点则是从文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结束。这一社会学和历史学层面的划分在中国代际研究上并不乏见。此次命名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虽然按照政治分期来设定文学的分期混淆了文学标准和政治标准,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文艺生态,政治对于文学的介入和干涉是十分强悍而显明的,因此,按照政治分期来设定文学分期和文学群体,还是有必要的。”
    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三个历史语境的三个代际的诗人他们呈现了什么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方面呢?通过什么线索和特质将他们串联在一起。
    因为我们深处新的“第四代”提出的当口,还是少说为好。我倒是希望更多人在看到这一期专号的时候,读完一百多位诗人的文本之后出来说话,甚至认真批评。只要不是恶语谩骂和人身攻击就好。
    再有,一定要强调的是文学从来都没有进化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命运。仅此而已。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诗人只能靠文本说话。而不是概念、运动和时间。
    历史并不会收割一切!那些稗草毕竟会成为灰烬。文学纪念碑刻上的名字会少之又少。
    不管评论界怎样评说,不置可否,或激烈臧否,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和现象,“第四代”已经成了一公共性的诗歌话题。
    可能,一切还有待时间。


(作者独家授权诗歌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诗歌网委托常年法律顾问王国元律师受理版权纠纷等事宜。)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国文系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台湾秀威,2013)《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考察》《中国诗歌通史》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等。主编《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读者》等转载。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首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等。
 
(编辑 麦子)
------分隔线----------------------------
------分隔线----------------------------

点击排行

一代人,更是一个人——关于《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

推荐阅读

精彩博文

在榆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