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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时代的抒情诗人”——《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读记

来源:诗歌网 时间:2015-01-29 16:05 作者:霍俊明
    “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
                                                     
                                                    ——阎连科
 
    “在一次会上,一个作家朋友赞同地转述另一位作家的话:这个时代, 生活大于想象,大于虚构。口吻好像是在念诵警句,但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是否有一个时代,想象和虚构竟然大于了生活。”
 
                                                     ——李敬泽
 
 
 
    对于我多年的诗歌阅读体验来说,终于到了谈论城市境遇下诗歌写作的这一天。因为无论是你真切地身处城市生活,还是你在乡村正感受挖掘机的隆隆巨响,还是你正往来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道路上,还是你正目睹城市的雾霾正在弥漫过来,你不仅一刻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忽略城市,而且你的那些长短的诗行也都程度不同地与此有关。因为诗人是日常的人,那么你就不能不在喧嚣和烟尘滚滚的“现实”中写作。尽管这些城市生活和现实进入你诗歌的时候会发生因人而异的变化、过滤和调整。不管你是有意地在诗歌中疏离或亲近它,反正诗歌与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实实在在而又无比的胶着。
    1.
    对于广西来说,它在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版图中无疑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其产生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预期那么轰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自觉地把广东诗歌和广西诗歌比照阅读的重要原因。这可能就是诗歌写作的命运,唯有在寂寞中坚持方能走得更远。谁都不能奢望诗歌再回到1980年代的火热场面当中,那实际上是不太正常的。诗歌的写作往往是具有小群体性,或者说同仁性质一直是诗人身份的某种特质。从这个方面来说,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的诗歌社团、民刊值得致敬。它们不仅成为发表和交流的媒质,而且对于诗人的“自我完善”来说同样不可或缺。它们是:《扬子鳄》《自行车》《漆》《凹地》《麻雀》《相思湖诗群》《南楼丹霞》《天南湖》《南方诗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诗人参与到了不同的群落和民刊,这种交叉对于诗人之间的“对话”而言是有裨益的。而需要提及的是广西各个地方的诗歌写作并不均衡,甚至一些地市的诗人还谈不上整体性的影响。
读完《广西文学》2013-2014诗歌双年展厚厚的诗稿(尤其是很多诗人的诗作是从整本诗集中选出的),我感受最深的是诗人侯马在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
    面对着庞大的广西诗群,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诗歌中出现的城市生活,我希望今年的阅读文字不再是以往那种拉列名单和填充诗作的做法。我更想就这些诗人的多样性文本和写作现象来谈谈当下诗歌值得谈论的问题。
    实际上,“历史病”有时候就是“现实病”。当公共生活不断进入到个体的现实生活甚至诗歌写作当中的时候,应该正视无论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代还是紧张而又涣散的城市化时代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远没有那么轻松。这使我想到的是城市背景下非亚怀里的那只兔子:
 
    “我抱着一只兔子,走在人群中间 / 每个人都转过头 / 很好奇我怀里的这个 / 东西 / 兔子,它只是一个动物 / 有两只很大的耳朵 / 和两颗东张 / 西望的 / 红眼 / 睛 / 我白色的外衣 / 包裹着这个动物 / 我去哪 / 就带它到哪 / 人们看着 / 我 / 觉得奇怪 / 兔子,它大大的耳朵代替我 / 皮肤竖起的 / 警觉 / 它小小的 / 挂在笼子里的心 / 和我一起 / 在黑夜 / 砰砰 / 乱 / 跳”。
 
    它(兔子也好,我也好,白日梦也罢),是如此日常而又让人感到新奇和陌生。那红红的眼睛,那高高竖立的警觉的大耳朵还有那些匆匆的人流。它们所一起带给我们的正是细小、日常、个体却重要的精神现实。它们都生发于日常生活流之中,可是它们却呈现了并不轻松的一面。
    甚至在广西像非亚这样的成熟诗人,他们已经一次次在生活的现场制造了一个个精神生活的寓言。我们需要剥开日常的多层表皮才能与内核和真相相遇。这可能正是诗人们需要做的。
    2.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这句疑问正在强烈地敲打每个写作者的内心。
    我在广西诗人的文本世界中不断与那些密集的灰色人流相遇,与一个个近乎废弃的落寞的村庄(渔村)相遇,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相遇,与一个个车站和一条条交错的道路相遇,与一个个斑驳的内心暗疾或者精神幻象相遇。也许,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对照生活的一部分。盘妙彬曾经在一本诗集中说“现实不在这里,不在那里”。那么,对于诗人而言“现实”在哪里呢?
    而近年来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汉语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而当下对于诗歌与现实的判断,已经出现了两种甚至更多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空前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诗歌已经远离了时代和大众;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当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空前紧密和胶着,诗人和时代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为什么在诗歌写作越来越自由和开阔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提“生活”“现实”和“时代”这些老旧的字眼?而问题正在于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甚至当写作者表达对生活和现实理解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经验和修辞都空前同质化的文本。这是怎么造成的?生活与想象和写作之间在当下的城市境遇下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联?
    在阅读广西双年展诗稿的时候,在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广西诗人那里我与很多写作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诗歌相遇。其中不乏长久打动我的优秀文本,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性特征不明显的问题。由此,在移动终端平台等自媒体空间,诗歌数量不断激增的情势下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就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现实”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当下诗坛仍然非常耐人寻味!当我在一个个清晨和深夜翻开那些诗集、刊物、报纸以及点开博客、微博、微信的时候,那一首首诗不仅没有让我看清这个时代诗人的个性,反倒是更加模糊。在自媒体平台上成倍增长的青年写作群体不仅对诗歌的认识千差万别,而且他们对自己诗歌水准的认知和判断更耐人寻味。这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好像是被集体复制出来的一样。与此同时,很多成名的大腕诗人正在国际化的诗歌道路上摇旗呐喊。可看看他们的诗,他们仍然是翻译体写作的二道贩子。而很多诗人也欣欣然于毫无创见和发现的旅游见闻写作,他们正兴奋无比的给那些山寨、仿古的景观贴上小广告。还有一部分诗人更为恶劣,他们对诗坛不断恶语相向。看似义正言辞的面具却掩盖了他们的私心、恶念和狺狺的嘴脸。
    3.
    那么在一个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现实”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新的挑战?
    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我认同小说家阎连科关于现实“炸裂”的说法,“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不久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依赖现实的批评我也比较认同。似乎当下中国的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间的热情。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全面放开,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的空前觉醒,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荒诞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写作”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每个人面对的都是同一化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焦点,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就通过屏幕了解了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新闻化现实自身的戏剧性、不可思议性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作者对现实理解的极限,现实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如此平庸、肤浅、廉价的现实化写作怎么能够打动他人?与此相应,写作者的现实热望使得近年来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贱民写作、新乡土写作、城市写作正以“非虚构”的方式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
    我从来不否认当下的诗歌写作环境比照历史上极权年代的宽松和自由,我也从来没有忽视大量的优秀诗人和优秀文本的不断涌现,但是我还必须得说出我的不解和不满。因为这也只能是产生“优秀诗人”的年代,却不可能有“大诗人”产生。吊诡的时代和现实景观以及自媒体的新闻“个人解释权”都使得诗歌的精神和思想难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更令人不解的则是当下众多的诗人都投入到了写作现实景观、关注社会问题的伦理和道德化的写作潮流中去。在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中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大浪吹卷淘沥之后,更多的“现实性”的诗人和文本已经淹没不存。所以,当你继续在写作,继续以诗歌的方式生活和幻想,继续以诗歌的方式来反映、反观甚至来对抗现实,那么你就必须懂得对于诗歌而言永远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尺度和底线。由此我想到的是诗歌的梯子。你需要它把你抬高到故乡的屋顶或者城市的阳台,你需要它把你送到更低、更黑暗的地下室去!
    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
    4.
    诗歌产生于时间深处。诗人是不断跑到时间表盘背后去验证命运的人。而在当下时代诗人的时间感又被加上了更加沉重的负荷。
    在全面城市化去除“乡土性”的时代,诗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站在“现实”面前已经成为切实的命运。我不否认那些直接面对生存苦难和新闻化现实的诗歌,但是很大程度上我更认可那些安静的写作,以及安静背后挑动我们神经的诗歌。它们处理的同样是日常和生活,不动声色但是并不缺少芒刺和荆棘。它们往往具有通过细小的事物和场景展现出来的精神普世性。比如虹浅浅的诗《内心》,“这样一个夜晚 / 穿行在祖国腹地 / 树木都沉默不语 / 在黑暗中他们沉稳地守住内心 / 这么一想才发现 / 在白天 / 其实他们也一样”。
也就是说只有你真正打开内心幽暗的精神通道,你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语言和诗句。这样的诗歌才是可靠的。也许这才是类似于盘妙彬、非亚、刘春、安石榴、黄芳、罗雨、羽微微等诗人笔下的“命运之诗”,“没有更多的比喻把斜坡支撑 / 它把渔村倾倒入海 / 坐在斜坡上的那个人 / 他起身,他把身上的光芒收起 // 就像一艘黑色铁船,航行,航行 / 见证最后一列火车从岬角入海 / 他已疲倦 / 他接近于大海里的一根针”(盘妙彬:《见证》)。
    而说到“命运之诗”,我想到此次阅读过程中很多诗人关于“身体”、“肉体”、“病体”和家族“死亡”的诗,还有填满了各种添加剂的畸形变态的“身体”。比如刘春的《日常生活》、韦孟驰的《致命的陌生》、李路平的《我的身体里有一个父亲》、蓝向前的《综合症》、申海光的《当我老了》、周统宽的《背父出山》、莫雅平的《我菜碗里的福尔马林》、三个A的《吃药》、诗雨的《6月7日记事》等。正如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 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 )所说的“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欲亦非博爱之欲,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身体就是打开哲理的大门。甚至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生产是从身体的生产开始的。灵魂和“现实”正是在“身体地理学”这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和场域中不断融合或者盘诘与交锋。围绕着广西诗人诗歌中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且还隐秘地串联起个体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交叉地带。它们的存在和消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性的。甚至从这一点来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写作黑白色调的“挽歌”。时间是无情的单行道,每个人都不可能倒退着回到过去。在很多诗人这里不断出现的是那些疼痛的、缺钙的、弯曲的、变形的、死亡的“身体”。那些敢于把自己置放于时间无情的砧板之上的诗人是值得敬畏的。我喜欢其中一些诗人以诗歌的方式还原了身体经验的重要性。实际上很长时期中国的诗歌是不允许说身体和肉体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有损灵魂和崇高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诗人曾经自欺欺人了很多年。没有身体的改变和感知,比如对季节冷暖的体悟,对时间流变中身体变形的疼痛,比如行走过程中身体与历史的交互,比如身体对外物和他人的接触,怎么会有真正的诗歌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诗歌这种话语方式印证了“道成肉身”。我曾经在几年前去陕南的时候亲眼所见两尊菩提肉身,那种强烈的对身体被夯击的感觉至今仍在持续。
    5.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很多诗人在处理乡土和城市的时候,这种批判性和伦理意识就非常强烈了,包括广西在内同样如此。累积了那么多的重要诗歌文本和写作经验之后,当下写作城市背景下的生活越来越有难度了。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吟、流连、歌哭、浪漫、抒情甚或疼痛与泪水式的“乡土写作”与“城市写作”(更多的时候二者是一体的)已经不足以支撑现代断裂地带空前复杂的经验。由此,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唤醒。这种唤醒既直接来自于时代境遇,又生发于普世性的时间法则。也就是说这来自于诗人的个体现实,比如生老病死的时间法则,同时又来自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具体而微的刺激和反射。
    什么样的诗人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在物化中确认自我,在自我中发现世界。这就是诗人要做的事儿。而现在很多的诗人都不会说“人话”,往往是借尸还魂,拉虎皮扯大旗。借尸还魂,即利用贩卖来的西方资源用翻译体蒙人,用古人和精神乌托邦自我美化、自我圣洁。而说“人话”就是你的诗应该是可靠的、扎实的,是从你切实的体验、从身体感知、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这样的话,即使你浑身疙疙瘩瘩像榆木脑袋,你也该被尊重,因为那是你最真实的部分。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文说到的“诗人形象”。进一步说很多诗人通过诗歌进行自我美化、自我伪饰、自我高蹈、自我加冕。很多诗人那里的美化、洁癖和圣洁,既可疑,又可怕。尤其是你见识了那些诗人在生活和文字中巨大的龃龉和差异的时候,你就如同被强行吃了一口马粪。
    面对大量写作城市生活或者以城市为背景的广西诗歌(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下诗歌写作的共同现象),我认为在当下,城市与乡村,前现代性和现代性之间无疑形成了一道“界河”。
    说到“界河”,我想说的是诗歌有时候会面临很多临界甚至转捩的当口。比如现实与白日梦之间,生活与远方之间,城市化与农耕情怀之间,亲历与历史想象之间都会形成“界河”的对峙状态。那么就诗人和写作而言,你如何在“界河”用界碑的方式标示自我的位置和话语的存在感呢?看看当下很多的诗人都在地理的快速移动中写出了旅游诗和拙劣的怀古诗。高速前进时代的诗人生活不仅与古代的游历、行走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就诗歌的历史对话性而言也往往是虚妄徒劳的。速度并不能超越一切。日本的柄谷行人被中国评论界津津乐道的是他对现代性“风景的发现”,而这个时代的诗人是否发现了属于自我、属于这个时代的“风景”?今年的十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江心屿和楠溪江,看着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生活。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诗人,还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继续说“人话”为好。
    6.
    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在此我想以陆辉艳的诗《最后一块长草的土地》为例略读说明。
    这首诗日常、平静、舒缓,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故作姿态。就是在不断的呈现与抒怀中,那些细小的、日常的、过去的、当下的事物仿佛蕴含了巨大的情感和精神势能在一瞬间就击中了你。那是细小的闪电!它让你想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死亡,想到了长久被遗忘的卑微的生命以及土地、天空、星群和历史,想到了每个人不尽相同的生存境遇以及每个人都会有同感的时代的荒芜和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停止拥抱,坐下凝望 / 在他们方形的房子上方 / 谈论他们曾种下的蔬果,土地上的劳作 / 以及涨潮的大海带来的空气中的咸味 // 那是农夫们在夜晚的灌溉 / 白色圆顶的水塔像教堂似的 / 矗立在道路旁。当我们经过 / 听见水声在水塔中响起 / 什么也没改变,过去的时代并没有 / 过多参与我们的生活。除了 / 我们从叶缝中仰望星空的时候 / 视线稍微改变了方向”。
    不论你处理的是生活的近景还是愿景,诗歌写作都最终必须回到时间的法则中去。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那里去”?沈浩波将这句话作为他一篇文章的题目。这已经不再是存在意义上的追问,而是当下诗人在“地方”和“故乡”沦丧时代的悲歌?我记起2012年秋天在云南蒙自风雨交加中穿越隧道的时候,沈浩波不断用舞台腔调高喊,“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他手里拿着的手电筒在黑暗中只是约为的亮光。是的,当诗人更多地胶着于现实的时候,精神的“远方”正在消失。
    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得以实现。而“地方”的差异性也被前所未有的取消。拆除法则以及“地方”差异性空间的取消都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当下,无差异的地方性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很难存在。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从一个地点被快速地搬用到另一个地点,而这些地点已经没有太大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差别。与此同时,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得诗人的行走能力以及“远方”的理想主义精神空前降低和萎缩。
    由此,我不断追问的是广西的诗歌是否具有自身精神和地方性知识的标示。或者说广西诗歌与其他地方的诗歌存在着区别吗? 
    7.
    诺瓦利斯说过一首诗越是具有个性、地方性、时间性和特异性也就越接近诗歌的真谛。
    在特殊的年代里“地方”以及各种公共空间甚至会成为社会灾难与政治灾难的见证,“从高处望着这些鳞次栉比的宫殿、纪念碑、房屋、工棚,人们不免会感到它们注定要经历一次或数次劫难,气候的劫难或是社会的劫难。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年代里广场、学校、工厂、农村、城市里成群结队的“人民”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强大的伦理功能。即使到了当下,在一些诗人看来公共空间与个人生活之间仍然存在着黏连关系。诗歌不仅直接生发于个体的存在性感知(比如身体、疾病),而且还不可避免在一个个空间里发生。这一个个空间位置不仅是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存在,而且在特殊的时代转捩性的节点上这些空间还自然带有了文化性、地域性、政治性、象征性、普泛性和寓言性。
    那么,广西诗人呈现了怎样的诗歌空间呢?换言之,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哪些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精神性”的方位感是最显豁的?比如城市,县城,农村,广场,街道,立交桥,楼房,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铁路、车站、医院等等。即使有的诗人居住在非常城市化甚至国际化的小区,但是他们在诗歌中呈现的却是自然之诗,乡野之心,回望之情,还有不断被扭曲的灵魂的树冠。像袁刘这样的诗人“坐在铁轨的疼痛之上”并不是个案,“广场对面的房子被围起来 / 终于在两年后倒塌 / 许多人至今没有注意到那些房子真实的样子 / 也没有注意到一块石砖掉落的姿势”(《这个车站的过去》)。时代正在进行的是拆除法则,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诗歌中进行加法的工作——增加修辞和精神的重量?
    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城市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错位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在不可思议的新旧转换中,包括广西诗人在内很多诗人都道出了莫名的陌生、茫然、分裂、无助和阵痛感,比如黄芳的《故乡》、菡子的《水车新华书店》、韦建昭《五月到七月》、黄尚宁的《大山之殇》、斯如《八平方分米的老屋》、覃才的《村庄》等。甚至很多诗人像兰世兵、荣斌等一样患上了“城市恐惧症”。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这种“乡愁”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显然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乡愁体现为对城市化时代的批判化理解。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更多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逝去年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讽刺。更多的诗人是在长吁短叹和泪水与痛苦中开始写作城市和乡村的。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这是必须要予以反思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写作“乡愁”。那么这就给写作者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如何在同质化的熔炉中脱身而出?
    这在广西的诗歌中产生的对应效果就是两个向度的精神——向上飞翔或向下沉坠。这也是各种自然界的飞翔之物以及工业文明的飞行器不断出现在诗歌中的重要动因。这两种相反的拉力一直在诗歌中拉锯和相互牵扯。也就是说如果诗人只是呈现了单一维度的话,其诗歌背后的难度、重量就不能被完全凸显出来。一味向下的世俗感以及无限向上的乌托邦都会使得诗歌产生极限之后的偏激与缺陷。1990年代后期以来反思工业文明和现代性进程的写作者不胜枚举,但是更多的写作中深深陷入伦理化写作的泥淖以及批判性的视角当中。这种怨愤式的写作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诗学层面而言又是畸形和先天不足的。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写作很容易被现实的黑洞给吸附进去,很容易被“现实”和“当下”表层的浮土所淹没。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年轻诗人悲伤地说“远方一无所有”。而到了现实炸裂的新闻化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站在生活的面前?
    盘妙彬对我们说:“都上车吧,和我一起前往惆怅的远方”。可能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另一个“远方”,因为当下的事情正需要走到你的诗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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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国文系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台湾秀威,2013)《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考察》《中国诗歌通史》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等。主编《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读者》等转载。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首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等。
 
(编辑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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