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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香:救赎之路

来源:诗歌网 时间:2015-03-19 11:29 作者:胡香
  救赎之路(外一篇)
 
  胡香
 
  读蕾蕾的《诗人之死》,读到“可还是要张开悲悯的心连同罪恶一起容纳”这一句,心里便紧紧的被什么东西抓住,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终极提问与关怀。我能够接受蕾蕾这种最终连同迫害曼德尔施塔姆的那些人一起用悲悯之心容纳和宽恕的胸怀,但也承认这接受是艰难的。因为这“悲悯”这“容纳”是全部,包括所有极端的例子,都无一例外。这是一个将人心、人性以及人的勇气生生搁在剑尖上去考量的问题。蕾蕾的诗在人的悲恸、愤怒,以及对人性的绝望之后,指出的仍是神性的“悲悯”与“宽恕”这惟一的救赎之路,我想她的内心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千回百折才凝聚起如此的大勇气和大信心。事实上,古往今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残酷的、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当它没有作为一个终极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人的心胸与尺规发泄和评判内心的所有不平与善恶是非,倘若它一旦作为终极命题被提出,便无不是神性对人性的考量,充满着灵魂的恐惧与颤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这一命题之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问与探索,他所触及的边境,哪怕是短短的一个章节,一个插入的小例证,一个人分秒长于百年的挣扎与忏悔,都足以让人如同在剑丛中舞蹈一样,步步钻心,难以逾越。
  举一个长达数年我都穿越不过去的例子。我被阻在那里,那情景反复到来,反复诘问,任我变换角度,却常常无法回答自己。不是道理上不能说服自己,而是“我信,但我信不足”的不能回答。
  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想,这一部书,我不是一辈子,而是两辈子、三辈子也读不完。它的漫长,非关字数,非关时间,非关寒暑,而是就像道路本身一样。
  阻挡我的是伊凡和阿廖沙在酒馆短短不到半小时的会面与交谈。在这里,“宗教大法官”一节暂且不说,其他的例子与兄弟俩的赞同与反对都暂且不说,仅仅说伊凡列举的几桩人性之恶的极端的例子,尤其是针对无辜的孩子极尽残酷的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里借伊凡之口对人的惨无人道,说出那句著名的话:“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残酷得像‘野兽’,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委屈了野兽。野兽绝不可能像人那么残忍,残忍得那么巧妙,那么精致。……即使它能这样做也不会去做的。”
  先是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境内为非作歹的事:他们剖开孕妇的肚皮挖出胎儿;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孩子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们围着一个浑身发抖的母亲逗弄她怀里的婴儿,引他发笑,然后在离孩子的脸四俄寸的地方举起手枪朝他瞄准,在那孩子欢笑着伸出两手去抓那枪口时扣动扳机,将孩子的小脑袋打得粉碎……(难道德国纳粹士兵没有这样做过?难道日本军国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这样做过?难道《太阳泪》里至今仍在这样做的事我们是可以看不见的,还是可以假装看不见的?)
  还有另两桩关于孩子的例子,伊凡说,“阿廖沙,我收集了许许多多关于俄国孩子的材料。有一个小女孩,才五岁,却遭到‘受人尊敬,有官衔,有文化有教养的’父母的仇视。……这两位有教养的家长对五岁的可怜的小女儿进行了五花八门的摧残。他们用棒打,用鞭抽,用脚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弄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最后居然挖空心思地想出了新的花样:在天寒地冻的大冷天,在厕所里把她关上一夜,怪她夜里不叫大小便,把她拉的屎涂到她脸上,还硬逼着她吃屎……她在厕所里,在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头捶打胸部,流着温柔善良的血泪,求‘上帝爷爷’保护她——你明白这种荒唐事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驯服的小修士?你明白吗,为什么干出这种荒唐事?据说,不这样做,人就无法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那样就无法分辨善恶了。如果分辨善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何必要分辨这孩子的善恶呢?哪怕认识了整个世界也抵不上孩子向‘上帝爷爷’哭诉的一滴眼泪。”
  “还有一个场面……在本世纪初有那么一位武夫,他既是神通广大的将军,又是广有田产的地主,属于那种告老还乡后认为凭着自己的功劳完全有权任意处置下属生死的人……有一个农奴的孩子,很小的男孩,才八岁,有一次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扔了一块石子,打伤了将军一条爱犬的腿。……于是他命人把小男孩抓走了,硬是从他母亲的手里夺走了,在私牢里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将军威风凛凛地准备去打猎,他骑着马,周围簇拥着食客、狗监、猎人,全都骑着马,全体家奴被集中起来听训诫,站在最前面的是那个闯了祸的男孩的母亲。男孩从私牢里被带出来。……将军下令扒下男孩的衣服,于是他被剥得精光。孩子浑身打着哆嗦,吓得魂飞魄散,连叫也不敢叫一声……将军下令:‘赶他!’‘快跑,快跑!’狗监们朝小男孩吆喝。小男孩向前跑去……‘追!’将军吼叫着放出全部猎狗向小男孩扑去。男孩的母亲眼睁睁看着一大群猎狗咬住她儿子,把他撕成了碎片……”这时,伊凡问阿廖沙“嗯……拿他怎么办呢?枪毙么?为了满足道德感而枪毙他么?你说说,阿廖沙!”
  这是伊凡在问阿廖沙,何尝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问世人,也问上帝?而“全部”,就意味着也包括那五岁小女孩的父母,包括这位将军,包括东条英机,包括希特勒,包括撒旦本人。
  如果我们说神性对人心的考量就是要我们以对那五岁小女孩和八岁小男孩同样的悲悯去“容纳”和“宽恕”那小女孩的父母和那位将军,要以对奥斯维辛亡灵们同样的悲悯去“容纳”和“宽恕”纳粹法西斯,而免于愤怒、仇恨与报复,我们能否答应,能否接受,能否做到?可是,如若不然呢?让愤怒、仇恨和报复滋生新的残酷、残忍与罪恶,并且以正义的名义?直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前景:杀到地球上只剩一个人吗?那么上帝呢?如若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何以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何以听不到小女孩的哭泣与求告,看不到小男孩在广大无边的俄罗斯原野上的无路可逃?如果奇迹并不发生,“上帝爷爷”并不保护弱小,人还能去哪里求得安慰?
  我最初是在冯川先生的《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本书中读到这一问而整个心被揪扯住的,因此才找《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读。当时我还在读《罪与罚》,拉斯科里尼科夫的揪扯加上伊凡的揪扯,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要到怎样的程度才肯放弃这种灵魂的拷问,我不知道他要将人、将他自己逼迫到哪里才肯放手,如果“上帝爷爷”那里都不能去,我们还能去哪里?我忘了他是在哪一部书里说的:人总得有一个去处,你总得让他到什么地方去啊(大意如此,记不准了。好像是在《罪与罚》里面说的)!从这一重意义上讲,“宽恕”是难的,“信”是难的。
  因此,基督来到人间,佐西马长老如同父亲一般在阿廖沙背后支撑他的信靠。也因此,特蕾莎修女说:神不在高处,而在低处。就在那抓手枪的婴儿和五岁小女孩与八岁小男孩的身上,在那怀抱婴儿和站在家奴最前排的母亲身上。在一切受难者和无辜者的身上。耶稣从未离开人间,他的血始终在流淌,而我们看不见。
  但是,宽恕,不是纵容,因为善恶的力量流转不居,会相互转化:如若当那位将军被绑缚在火刑柱上或囚车内,所有人都以正义者的名义在向他投掷石块、火把和秽物的时候,“恶”在哪一边?魔鬼在谁身上?雨果说过一句话“我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反对强者。”这意味着他支持和反对的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人的躯体也只是善恶的一个载体罢了。如果那个人是悔悟的,他甘愿受死,甘愿承受来自人的任何“惩戒”——无论多么残酷——来救赎自己的罪,和所有人的罪,那他是谁?是善的还是恶的?如果他并不悔过,乱石砸死的也不过是一个躯壳,他内里的“恶”已从石头上倒退着转移到投掷的手上。杀死一个人是容易的,谁又能杀死罪恶本身?

 
  诺弗勒堡的孤独与书写
 
  《写作》是杜拉斯的一本很薄的书,里面收进了五篇文章。她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叫W·J·克利夫的英国男孩。她没有见过也不认识这个永远停留在二十岁的男孩。这个死在战争最后一天,安葬在法国一座叫沃维尔的小村庄教堂边上的男孩,也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一部书。然而,通过文字这种沉默的倾谈与聆听方式,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尘世人情冷暖可以比拟的,深邃久远牢不可破的关系。
  这本书的文字很少。文字之间展开的空隙是广大无边的沉默。被她说出的孤独、生命、死亡、写作、古老的文明和古老的爱情……如同这浩渺寂寞的大海中露出礁石的岛屿。它们看上去各自独立地出现在巨大的沉寂之海上,似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那意味深长的沉默却将它们紧紧连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艾米莉·勃朗特的孤独。艾米莉·狄金森的孤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孤独。简·奥斯丁的孤独。……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孤独。她们或因写作而孤独,或因孤独而写作。杜拉斯属于前者。
  我不了解杜拉斯的孤独,但我分明能够感觉到诺弗勒堡空空荡荡四百平方米的房屋里她独自一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孤独,有时她会长久呆在一个地方,看黏在墙壁上的一只垂死的苍蝇慢慢挣扎着死去;有时她会长时间伏在写字桌前和她正写的书在一起;有时即便有人陪在身边也不说话,也会因为忘记而冷落陪伴她的人……她不是像我一样因为不会与人相处才孤独,而是因为在伊夫林省她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
  她不仅仅是爱写作,而是她活着的全部就是写作。她至少知道她在写书,她写了一部又一部的书,书是她生存的目的。即便是“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
  她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她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也切断自己的声音,只在自己的写作里,一无所求。这样的时候,她多么满足于自己的孤独。
  而我也时常满足于自己的孤独,也在孤独里写下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写的过程本身,也会将我从无底洞一样深黑的孤独里救起,如同一只温暖的手捞起一根未死的稻草。但我从不敢以写作自居,我没有一部完整的书,没有任何目的。我的茫漫消解了一切。让我羞于谈及写作。我只是一个无能但却自足的孤独者。
  我的房间没有名字,但我也以全部的热情爱这简陋而无名的居所。我在的时候,这里便是我的诺弗勒,我的提契诺,我的杜伊诺和慕佐,我的布里扬,我的塔希提,我的瓦尔登……我的百草园,我的乡村,我的湖畔。我不和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书在一起,我和全人类在一起,我和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死亡在一起。我是绝望的,也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有她们和他们,那些乐于、甘于和无奈于孤独的所有人。这里不仅包括那些写书的、画画的、弹奏或谱曲的为后人们追缅和仰慕的大师们,也包括那些寂寂无名者和那些从不知写作和绘画为何物甚至一个字都不认识却不能免于孤独的贫穷卑微的生命。
  至今,我不能忘记一年多以前见过的一对老年夫妻。那是在初冬时节寒冷阴郁、空气里飘零着细雨的过街天桥上,他们身披塑料纸紧挨着跪伏在天桥铁栏杆前,从未抬头看一眼他们祈求的那些纷纷如落叶般匆忙而冷漠地从他们触地俯首的头顶前走过的脚步们,他们也彼此不说一句话,就那样一直跪着。在他们面前,没有一双脚步停下来,没有一双手扶他们起来,也没有一双手披一件御寒的衣物在他们身上。说什么呢?写什么呢?他们就是彼此的书。如果生命可以交换,我愿意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不愿意是所有脚步中的一个。他们孤独吗?我愿意如他们一般孤独,以至孤单。所以,如果我说我孤独,我孤单而无助,那时,我的心和所有孤弱无助的人在一起。乃至,像杜拉斯一样,和那只垂死的苍蝇在一起,和经历最后痛苦的生命在一起,和那个死去的孩子在一起,和死亡本身在一起。
  我不是杜拉斯,我不是狄金森,我谁都不是,我没有作品,我曾经为此而羞愧万分,现在却不了。我经历孤独,经历生命,我在安静无人的时候和自己说话。“我可以死得——默默无闻——”(狄金森)。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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