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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诗学论争与其语境下的多元写作 | 孙基林

来源: 诗刊社 时间:2016-02-01 22:36 作者: 孙基林
一、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曾经发生过“断裂”,那么1985年应该是个标志性的年份。显然,“朦胧诗”作为第一只报春的乳燕,它的出现不啻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了百花争艳的季节。犹如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新时期初始以“朦胧诗”作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不仅接续上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开启了思想、文化解放和美学解放的崭新序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朦胧诗”作为一股新锐的诗歌风气在诗坛弥漫并异军崛起,并达致了其创作的鼎盛期,以至于不仅在文坛,甚至在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均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效应。
 
但是,随着“朦胧诗潮”于1982年之后渐次顺延为“后期朦胧诗”,其潮聚潮涌的漫漶和流派的影响效应也渐趋衰减,以至于最终走向解体。于此同时,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和写作风气也开始于校园诗歌中发育并成长起来,终至于1985年赫然浮出地表,从而既超越了“朦胧诗”的思想艺术范式,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美学天地和书写向度,这就是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大潮涌动、风云迭起的“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的探索者,将他们自己称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第三代诗歌”的其它称谓还有“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等。牛汉在文学刊物《中国》1986年第6期《编者的话》中,称之为“新生代”。唐晓渡、王家新编的选收他们作品的集子,名为《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1985年,这一年不仅仅在诗歌写作领域是获得超越的一年,除此还是“先锋小说年”、“文学批评方法论年”等等,诸种标志性事件或文学书写范式、观念形态和批评方法纷然出现,由此开拓了不同于既往文学思想形态和艺术书写的新范式。
 
但是,“第三代诗歌”起伏潮涌的90年代,也让诗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内心深处的变化,包括心境、艺术趣味乃至认知和态度。就如程光炜所说:“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也即说,诗人们既有的内心认知和经验结构,在面对一个变化了的世界时已不再具有合法性、适用性。或许因为对“90年代”之后其历史进程、社会性质与文化状况等的认知、感受不同,表现在诗歌书写中,其处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文化,艺术与日常生活及自身经验的方式和方法就会有所不同,这就使得80年代本就有的诗学歧见、创作风貌、美学格调等的差异被不可避免地放大、彰显出来,以至于形成世纪末一场“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学论争,并对新世纪诗歌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世纪末诗歌论争的二难困境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场诗学论争的直接背景和导火索,与所谓“第三代诗歌”发展后期的“九十年代诗歌”这一概念的形成以及一系列事件有关。
 
首先,在九十年代初始后的几年间,全国诗歌界相对沉潜、平静,而在北京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被称作后“朦胧诗”或“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却比较活跃。他们利用校园诗歌节或大学生诗歌活动,比如北大海子诗歌节、各大校园诗歌朗诵会等等,常常出入于校园与年轻学子之间,或朗诵、或演讲,或一起探讨、交流诗歌,由此形成了较为浓烈的诗歌氛围和认知场域。
 
再者,涉猎“90年代诗歌”的选集系列也陆续出版,加之诗人、评论家和学者们不断言说、形构这一概念,并将之置入历史,使其俨然成了主潮与范式性的诗歌写作形态,而北京也似乎成了“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中心。尤其程光炜于1998年2月编辑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犹如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世纪末诗学论战的硝烟。随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沈浩波撰写《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以极为尖锐、嘲讽的笔法,对该诗选编选者以及诗选代表性诗人给予严厉指斥、批评,认为九十年代好像成了编选者任意妆扮、开涮的历史场域,将话题引向论争。之后于坚、徐江也分别发表《诗人的写作》、《乌烟瘴气诗坛子》等系列文章,参与讨论和批评。于坚、韩东、杨克等并以“民间立场策略”策划出版了《1998中国新诗年鉴》给予反制和矫正。对此,知识分子写作阵营随后撰文反击,诗坛便开始弥漫起一股论争的硝烟味。 
这场论争于“盘峰会议”期间面对面直接冲撞与爆发。1999年4月16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和《北京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位诗人、批评家与会,并围绕着“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相关理论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诗学论争,被诗坛戏称为“盘峰论剑”。
 
秉承“民间立场”的一方认为,以《岁月的遗照》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对诗歌秩序的排定是虚妄的、具有遮蔽性的,所谓“90年代诗歌”有“压制别种写作的倾向”。在他们看来,能够代表近十年诗歌创作成就的恰恰不是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他们》、《非非》等坚持民间立场写作的诗歌群体中的诗人们。知识分子写作靠知识写作,靠寄生于西方的翻译语体写作,根本缺乏的是生命的体验和感受。这种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而“民间立场”的写作与“民间的概念”一样,“则是自足的和本质的”,“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与“民间立场”相伴生的即是“口语化写作”,在他们看来,口语具有原创性质感,“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等生命状态,“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
 
“知识分子写作”一方首先严词批评“民间立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丑化与扭曲,并竭力为自己辩护。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写作”面临着“被丑化和庸俗化的双重危险”,硬将“知识分子写作”说成是“渴望与西方接轨”是一个浅薄的流言。他们疾呼:“‘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许多伟大的诗人都同时是知识分子,写作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如果它要切入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如果它要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那它必须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当然有反对既定知识体系的维度,但它在根本上仍要体现文明的高度。这是一种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品质。”与此同时,他们对“民间立场”的写作也给予了质疑,认为“‘民间立场’并不存在”,“因为‘民间’并不那么可靠”,“‘民间’是最没有独立性的场所,民间心理就是从众心理,看热闹心理”。
 
一些持中立态度和辩证思维倾向的学者和批评家,则客观评说和论证了两种不同向度的写作,一个较为普遍的认知是:两种写作分歧,“是深刻的美学追求的差异”,比如就主要资源看,“知识分子写作比较注重外国经验,民间立场注重本土经验”。如从另一视角,知识分子写作是“圣化写作”,民间立场是“俗化写作”,二者是不同方向的差异。“圣化”是向上的,强调寓意、哲学,“强调超越,强调艺术的纯化”;而“俗化”则是向下的,强调“生命欲求”、“躯体写作”,“是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和世俗化”。也有学者试图弥合两种写作的差异与对立,从不同之外寻求同一性和相似性。而另一些诗人们则渴望走出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模式或“圈套”,提出了“另类写作”或“第三写作”主张,这为新世纪“第三条道路”的寻找发出了最初的声音。 
 
 
三、“中间代”诗歌出场 
 
在世纪末诗坛,“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论争的硝烟弥漫之际,“70后”与“中间代”开始陆续登场,试图以自我命名的方式去除遮蔽和影响的焦虑,在诗歌秩序中获得或占定自己的位置。
 
饶有意味的是,“中间代”这一概念指称的代际年龄标记为“60后”,显然它是“70后”一个世代的前辈,然事实上它却又是于“70后”经自我命名、声名鹊起之后方才出现的一个延迟命名。因为正是“70后”诗人群体的崛起,在“第三代”与“70后”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被忽略的低洼地带,于是“中间代”便由此浮出地表,成为一个醒目又令人关注的诗歌代际标识。
 
当然,这一切与黄礼孩在广州创办的民刊《诗歌与人》不无关系。诗人安琪曾经回忆说,2000年4月她第一次见到黄礼孩是在广东。那时黄礼孩因刚推出《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而声名大震,大展由此也成为“70后诗群”得以崛起的标志。于此安琪建议黄礼孩不妨趁热打铁,顺势推出一个“第三代与70后中间这一代人的选本”,于是有了2001年10月于广州印行,由黄礼孩、安琪编选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随后,于2002年印行的《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安琪、康城编)、2004年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编)等,更是为“中间代”这一代际命名在作品文本与理论阐释上奠定了基础。安琪在名为“中间代:是时候了!”这一诗选序文中,曾就“中间代”命名与其诗集编选意图作过如此阐述:“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在她看来,这一代人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如此解释与判断,的确也出于实情。有学者曾形象地说:“中间代是对整个第三代‘漏网之鱼’的一次大捕捞,一次并非晚到的作业。”“此番‘拾荒’,无疑给第三代晚辈们整体性肯定,恢复了他们部分被遮蔽的面目,继而进一步挖掘、催生他们的真价值。”这次中间代诗人的大面积集聚,其功能意义明显大于诗学上的价值。因为这些没有参与过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实力派诗人,确实为那个年代提供了许多优秀的文本,“集聚”等于一次诗歌考古学意义的发现和开掘,也可看作是一次诗坛“去蔽”行为。当然,“中间代”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与视域内,是一个诗学意义上的命名?它除了集聚为一个群体,是否为当代诗歌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诗歌美学、思想艺术范式或写作向度?这的确是需要全方位观察和检视的诗学命题。虽然不少诗人、批评家和学者曾试图从不同视角给予分析和探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然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中间代”作为一个诗群,确实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它还不是一种诗潮和流派。这种看法或许具有代表性:“中间代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而非美学命名。中间代更不是一种诗潮,因为它没有明确或潜在的宣言、相近的主张和倾向……” 
如果从统合同一性的视角观察这一群体,或许他们的类型大都属非运动型的。一般以为,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充满激情主义的革命年代,对历史、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对抗,成了那个年代诗歌实验的第一驱动力和再平常不过的行为姿态,无论“朦胧诗”还是“第三代诗歌”,都是在反叛和解放中确立自己的诗学向度和主潮位置的。“朦胧诗”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三代诗歌”对于历史、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括对于朦胧诗诗学观念的反拨,都在此中既摧毁了对方,也确立了自己。而这种革命情结在行为上,也大都采取一种运动方式。可大多数“中间代”诗人由于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文革记忆淡漠,缺乏革命情结,大都沉潜内敛,不露锋芒,天生就是温和持中的族群,与“朦胧诗”的英雄主义反叛姿态或“第三代诗歌”的弑父行为不同,他们既不热衷于参与运动或群体,也不乐于被潮流所裹挟,只是处于边缘或隐蔽处,默默打理着个人主义的手工劳作。沉默、无声便成了他们写作与存在的常态或宿命。
 
 
四、“70后”诗群:过去与未来之间
 
如前所述,其实“70后诗群”是先于“中间代”的一次自我命名行为,它以2001年1月黄礼孩在广州推出《诗歌与人:七十年代后出生诗歌展》作为一代人大面积崛起的标志。当然在这之前,70后作家和诗人就已经开始在不同场合集聚,“70后写作”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陈卫1996年在南京创办的民间刊物《黑蓝》上,他在刊物上首次打出了“’70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随后于1999年5月,《外遇》诗报推出“‘1999年中国’70后诗歌版图”,以板块形式推出70后诗人诗作展。黄礼孩是“70后诗群”自我命名、自我整合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凭一己之力创办了《诗歌与人》,也凭自己和这本刊物的强力推进,开创了70后这一代人的历史。正如诗人安石榴所说:“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由此,一系列主要由70后诗人主持的民间诗歌报刊如《七十年代诗报》《观念》《东北亚》《审视》《零点》《朋友们》《终点》《外省》《诗文本》《扬子鳄》《偏移》《第三说》《诗江湖》等相继出现,并大量刊载70后群体诗展,将之强势推向了诗坛前沿。
 
“70后”比起“中间代”来,是个有着更大范围、更长时限,也更具包容性的一个诗歌群体。与中间代一样,惟其群体,它才不具有思潮、流派的一体同构倾向和家族相似性特点,群体构成也体现了不同系谱的多元结构形态。当然,这也并不否认他们具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
 
由于面对特定的时代历史情境,置身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纠结的时代氛围中”,这一代人在“不乏戏剧性的登场”之后呈现出了“集体尴尬的面影和一颗颗永远追寻又似乎永远无所适从的灵魂”,他们“无论是历史境遇、生存经验”还是“诗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显豁的‘尴尬’特征。”正是因这种尴尬和无所适从性,使得他们处于永无止息的漂泊与“在路上”的状态,“永远寻找而又不知所往”构成了这一代人写作的不确定性、丰富性和多元性。这是70后一代人同一性中的“必然差异”,也是作为诗群而不具流派属性的群体写作的一个固有特征:“由于身份、背景、经历、地域、心理的不同,每一个70后诗人的成长都有着一个小小的传统,他们的诗歌传承都来自于他们的上一代人或更早的诗人。”也有声音认为:“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状况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差异中共存。如果硬要从社会学、生理学等方面来考察的话,它们并不构成文学史上代际划分的依据。”这些皆是主张以差异性的观点来看待代际诗人。的确,70后写作群体的诗人来自于不同传统和美学倾向,有的与“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派写作更为接近,比如源于北大传统的胡续冬、姜涛等;有的属民间写作阵营,比如沈浩波、朵渔、尹丽川、巫昂、南人、李红旗、符马活等,显然受“第三代”或“民间写作”一脉诗学的影响更多,因而主张反知识、反文化的形而下写作,追求回到感性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当然还有如黄礼孩所说,“一部分诗人既不是‘学院’,也不是‘口语’,是另一种独立的诗歌元素”。或许在一个多元社会和后现代语境之下,某种时代与历史的整体性已然分解、破碎,难以复合,而寻找同一性的努力也似乎不合时宜,失去了充足的合法性。然而,当我们面对以代际命名方式划分而成的群体或写作现象时,对统一或同一性、整体通约性的追索依然是批评的功能与内在的驱力。
 
在世纪末诗歌论争语境下的多元写作以及世纪之交先后登场的“中间代”和“70后”诗群,处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执著地探索着诗歌写作的新世纪路径。“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这些所谓搭上六十年代末班车的人,“时常感到的是一种尴尬”,“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更为年轻的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群已紧迫我们,让人徒生一事无成之叹”。这种生存在夹缝中的双重焦虑,反而让他们愈发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身份以及存在的价值、意义,他们自认为“是具有根的意识、具有历史感的最后一代”,而紧随他们的“70后”一群,则“已用轻的美学消解了历史的沉重”。但他们这一代,“在看到神界的同时,也不放弃世俗的体味和玩乐,这又与他们的前辈区别了开来”。总之“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而更年轻的“70后”们在描述自己的历史时,往往将历时的环境与他们心灵的成长史纠结在一起:“出生在文革接近尾声的年代,其中的狂乱、反叛、快乐、寒冷、痛苦,似乎与这一代人的心灵无关”,“他们的少年时光,已经开始享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果,他们步入青年的时候,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这就是“中间代”和“70后”两个诗人群体各自所共同拥有的生存境遇和必然具有的历史胎记,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诗歌写作的内在质素,除不可抹去的历史经验和生命纹理,在坚持个人写作和崇尚个人化的年代,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群体或个人写作的差异性。

(责任编辑: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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